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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把深圳《晶报》当做表演舞台技术精湛
大庆商江老师 2015-1-7 16:22
熊丙奇把深圳《晶报》当做表演舞台技术精湛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晶报》是深圳的新兴媒体,依托实力雄厚的深圳报业集团,在创刊后超常规发展,迅速壮大,如今已是深圳最优秀的平面媒体之一。她秉承“阳光媒体,非常新闻”的办报理念,亲近大众却不迎合,保持自身品味,因而其读者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知识水平高、消费能力强,是社会的主流人群。这使得《晶报》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均较强,可以使得在《晶报》上投放广告的广告主得到更有效的回报,其在市场上的增长前景不可低估。 当您在网络搜索“熊丙奇”时,你会看到:熊丙奇,男,1972年7月生,四川资中人。着名教育学者,博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深圳《晶报》当做表演舞台技术精湛。举证3万字如下,请耐心读完。有兴趣者可以继续搜索续补,一饱眼福。 2008年7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评论员 汪晓波)《“教育树”上的一只啄木鸟》:在我看来,熊丙奇先生也是一只啄木鸟,不过他不是栖身于树林里,而是生活于大学校园中,作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的观察者,把目光紧紧聚焦于中国教育界。 2008年08月23日,《晶报》(书评人 汪晓波)《“教育树”上的一只啄木鸟》:啄木鸟,是这样的一种鸟——其爪弯曲锐利,嘴强直如凿,能啄开树皮,用舌钩食隐居害虫。汉语词典对“啄木鸟”的解释,指出了这种鸟类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一是捉食害虫,目标明确;二是爪锐嘴强,有能力捉出害虫。在我看来,熊丙奇先生也是一只啄木鸟,不过他不是栖身于树林里,而是生活于大学校园中,作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的观察者,把目光紧紧聚焦于中国教育界。自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以来,他一发不可收拾。写《大学有问题》时,丙奇是作为一个提问者出现的。他在一个极好的时间节点引发了整个社会关于教育、关于大学的集体思考。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现在看来,依然相当尖锐和辛辣,且往往也是很多人想说而未说,想问而未问出口的:为什么偏偏在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的高等学府,自由与民主的气氛如此淡漠?师者,为何不传道不授业不解惑?为什么那些在学生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师长,却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大学,为何走进金钱与改革的恶性循环里……在一个相对沉闷的季节里,丙奇关于大学问题的追问警醒了社会,一时间,《大学有问题》颇为轰动。提出问题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求解中国教育的诸多难题,在《大学有问题》出版之后,熊丙奇先生访问了15位教育界的长者和知名学者,对话会诊大学问题,并“绘制”出一幅由行政思维与特权治校构成的“大学利益结构图”。这便是稍后出版的《体制迷墙》——包括熊丙奇在内的诸多学者们相信,中国的教育已经陷入了体制的迷墙之中。而要跳出体制迷墙,则不仅依赖于教育界的体制变革,而须延伸到更为广义的系统性变革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教育熊视》这本书。作者自称,这是关于中国教育的民间观察。而观察这本“民间观察”,不难看出,丙奇先生延续了《大学有问题》以来的凌厉做派,针对教育改革、大学“衙门化”、大学中的资产乱账、穷人的教育学等时代焦点话题继续展开发言。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大多发表在新闻媒体上,但与新闻纸上很多速朽的文字命运不一样,丙奇先生的观察,在剔除了时效性的外衣之后,依然能够保有一种生命力。究其根本,这是因为,一只教育界的啄木鸟,以其锐爪与强嘴,很精确地抓住了“树”上的“害虫”。有心者其实不难看出,近一两年有关中国教育的重要议题,在《教育熊视》中均有所展现。这反映出的,是一本观察性文集的背后,凝结着一名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的热爱,也反映出这只啄木鸟是何等的勤奋。因为爱之深,所以痛之切——书中文字绝难见不痛不痒之语,而是利剑封喉,直指中国某些教育的苍白与要害处;因为勤奋,故教育界的大小问题,全落入了观察者的眼中。作者牺牲了很多的闲暇时光、牺牲了很多的周末,埋头于教育问题的梳理、研究和批评之中,于是便有了读者手中的这本优秀的作品。必须要指出的是,比之林中的普通啄木鸟,丙奇先生的挑刺,更需要一种勇气。作为一名体制中人、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熊丙奇先生的发言,须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一点,熟识其人者均有切身的感受。很多时候,针对教育问题的公共发言,往往可能直接影响到作者的“前途”。而一些被批评者,还很缺少应有的涵养,还没学会接受监督的起码理念,不仅喜欢为自己辩护,甚至还会以不光明的手段打压批评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熊丙奇先生多年如一日,坚持发言,坚持讲真话,的确难能可贵。还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熊视》在张扬作者一贯的批评作风之外,比之其以往的着作,更多了一些建设性。这是一个观察者日臻成熟的标志。尽管,许多身陷体制迷墙中的教育难题,很难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丙奇先生作出的回答也未必完全正确,但是,一个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关教育的深入思考,无论如何是值得读者诸君分享的。 2008年9月2日,《晶报》《熊丙奇专栏:苹果、蚊帐与鸡蛋》:4年级的小学生,有超过90%的孩子无法熟练地削完一只苹果,有的把苹果当铅笔削,还有的把苹果削成了一只扁扁的小土豆。这一幕发生在成都某小学的一堂“削苹果”活动课上。18岁的大学新生,在同学的帮助下,和蚊帐搏斗了20多分钟,终于把蚊帐支起。这是重庆某大学新生报到时,记者捕捉到的一个“细节”。以上发生在大学生与小学生中的故事,传递到受众的耳朵里,引来万千感慨——学生这样的自理能力,实在令人忧虑,于是呼吁家庭与学校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我把这事告诉一位在企业里工作的朋友,他反过来告诉我一个故事:在一次公司同事聚会上,一个来自美国的同事拿着鸡蛋不知怎么处理,最后只有交给中国同事,然后他好奇地看着中国同事熟练地把鸡蛋壳打破,把蛋清和蛋黄倒进碗中。“也许你会认为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连一个鸡蛋也不会打。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自理能力很强的人。只是他们在家里基本上都是用现成的蛋制品,而不是直接处理鸡蛋。”这些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今天,我们谈起自理能力,往往会想到煮饭、洗衣、做家务。有的小学布置给孩子的暑假作业是,回家买一次菜、做一顿饭;有的地方在中学通用技术课上,教学生修马桶。可是,在这样的自理能力培养中,大家却忽视了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培养学生自理能力,还是学生自己需要自理能力?如果学生自己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独立的个体,需要自立于社会,那么,自理能力便是他们自身迫切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而缺乏自立意识教育下的自理能力培养,只能算是一种自理技能灌输。你教他什么技能,他可能关注什么技能;你不教他某种技能,他就不学习某种技能。会削苹果,并不意味着小学四年级学生自理能力就很强,也许他只是恰巧掌握了这种削苹果的技巧;不会挂蚊帐,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大学生自理能力就很弱,也许他家里可能从来就没挂过蚊帐,这正如那位美国朋友不会打鸡蛋,是他从来没有这种生活经历。自理的技能,是很容易学会与掌握的,而自立的精神,才是培养学生的关键。有了自立精神,自理根本不成为问题。(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教育为本熊丙奇专栏 bqxiong@126.com 】 2008年12月8日,《晶报》《熊丙奇专栏:谁勾勒出大学生心中的“天使”》:这几天,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推出的“小天使计划”,引来如潮议论。评论者一致批评这项计划打着天使的旗号,干着魔鬼的勾当,不是把学生培养为“小天使”,而是“特务”和“告密者”,弄得人人自危。这样的批评一点不错。“人盯人”的集体管理方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个邪恶的坏办法。但是,不知道评论者是否认真分析了这项计划推出的具体细节——这项计划,不是学校安排,也不是班主任倡导制订,而是由该班班长,根据“该班男女生数量相当”的班情,突发奇想:建议把男女生分为两组,每月第一个星期日,从信箱中抽签选一名同学作为自己的秘密“守护对象”,在接下来一个月里,秘密观察“守护对象”,每周班会时在“天使信条”上写下对“守护对象”的一周反馈和想要说的话。一月后再抽签换“守护对象”。而对于这条建议,显然班级的其他同学同意了。准确地说,这是一项学生们自己制定的自我管理计划。这是这项计划更令人忧虑的地方——学生自愿成为“告密者”。前不久还有一则消息,年龄只有20岁上下的大学生,居然会告发老师为“反革命”,难道这就是大学生心目中的“天使”?不妨再具体分析当前这些在校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教育。他们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上小学,那时,我国应试教育正进入高潮,学校之中,非高考科目成为副科,学科教育完全知识化和技能化,历史教育要求学生背记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与意义,品德教育也是用试卷分数来评价品德修养。家庭教育也被知识教育所侵占,家长除了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还需送孩子上一个又一个培训班。学生们就是偶尔获得一点休闲的时间,打开电视,看到的多是清宫戏、警匪片。试问,从6岁上小学到22岁大学毕业,我们的历史教育,可曾给学生分析过文革历史?——今天,不少评论以文革的经历来驳斥“天使计划”,可学生们如何知道那段历史?如何知道从那段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尝试一项很有特点的管理方式呢!试问,在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中,可曾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教育?没有这样的教育,在他们身上出现以上创意计划、“反革命”概念,不是荒唐,而是极其正常。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27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但如何面对他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普遍缺失的问题,是一道大的难题。过去教育的后果,正在以各种荒谬的方式正常地展示出来。(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bqxiong@126.com 【注:《晶报》依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009年10月21日,《晶报》《熊丙奇:立法治理有偿家教是自讨没趣》:近日提交审议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指出,学校教师在工作日期间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或者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在节假日期间不得组织学生接受有偿家教,并给出了可以解聘的处罚规定。“在工作日期间不得从事”、“在节假日期间不得组织”,为有偿家教留了个“小口子”,这似乎是立法有条件放开有偿家教。可是,就在前两天,公开征求意见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却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和兼职活动。同样是执行《义务教育法》,为何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做法?这让人很是困惑。立法上的差别,自然会引起争议,加之有偿家教本身就是一个富于争议的话题,这更引来广泛关注。在笔者看来,将教师可否有偿家教入法,本就是政府部门自讨没趣。也许他们认为这是教育热点、难点,应该通过法律加以规范。据说,教师有偿家教,涉嫌不平等对待学生(有偿家教的教师,可能不认真上学校的课,可能把该在学校里上的课放在家教中上,可能对有钱付家教款的学生另眼相看等等),所以应予明令禁止。可是,有偿家教只是可能导致教师不平等对待学生的原因之一,不家教的教师照样可能不平等对待学生,不认真上课。就如法律不问动机罪一样,问教师可能不履行教师职责的原因罪,也是很荒谬的。过去10多年来,几乎所有地方都在治理有偿家教,禁令发了一道又一道,却始终无效。其实,治理有偿家教,不是针对有偿家教这个很难界定的事物,而是功夫在有偿家教之外。首先,中小学要加强学校管理,建立严格的教师评价制度。学校管理的是教师在学校上课的状态和结果,而不能是管理教师的休息时间,只要教师上课不认真、不投入,对学生不平等,就可以依法问责。管住了教师的上课质量评价,有偿家教何来影响学校上课质量一说?更重要的是,有心想有偿家教的教师,面对学校的严格管理,也是“无力”。客观上说,正是中小学的纵容,管理不严格,才给了一些教师更宽的有偿家教空间。其次,政府应该履行自己该履行的责任。如果政府部门能严格履行自身责任,保障教师收入,甚至将教师纳入教育公务员管理,那么,有多少教师还要去有偿家教呢?今年江苏地区实行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之后,多年难治的有偿家教,终于有了得到治理的迹象,很多教师表示,工资一个月提高了两三千元,不再想去做家教了——对教师说大道理没用,没有钱的教师,连家庭地位都不保,还与他们谈什么虚无的职业荣誉感?其实各地政府没有必要再制订什么《义务教育条例》。能不打折扣地落实《义务教育法》,履行自身责任,保障教育经费投入,赋予中小学校管理权力,加强中小学教育质量体系建设,就是对《义务教育法》的最好落实。否则,立法也只能是空对空。 2010年9月19日,《晶报》(熊丙奇专栏)《“教授下岗”与“终身教授制度”》:在举国上下高呼“教育去行政化”、“校长摘官帽”之时,深圳大学饮了“头啖汤”。该校本月起开始实施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改革后全校都将“无官”,校长则相当于CEO,不再是正厅级干部。这是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在日前举行的“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研讨会上透露的消息。我参加了这一研讨会。在会场上,有教授认为深大的全员聘任制,即“教授如果考核不合格,可能聘为副教授,如果再不合格,有可能让你到图书馆去”,“设立一个退出机制,非升即走”,是不妥当的。因为从维护学术自由出发,是不宜对教授进行考核,随意让其下岗的。其实,在媒体报道之后,也有人就此提出反对意见。客观上说,深大的全员聘任制之前已有不少高校推行,类似争议已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延续了至少10年。近年来,高校的指标考核方式确实提高了高校的论文产出数、科研成果数和经费数,但却造成严重的教育质量下降、科研泡沫以及学术不端。而在高校领导看来,这一考核方式纵然有诸多弊端,但离开了这一考核方式,高校就拿不出可以向社会交代的办学业绩。在我看来,就全员聘用进行讨论,很难走出这种纠结状态,就是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恐难有太大改观。深大改革值得关注之处,当是学校校长怎样当“CEO”,而不是厅级官员。这是将全员聘用与终身教授制度结合起来的关键所在。全员聘任制的核心问题在于,究竟谁来制订评价规则并进行评价?过去,在所有推行全员聘用的高校,制订标准和执行评价的都是行政领导(或行政机构),因此,一系列以行政业绩为主的考核指标出笼,教师的管理走向表格化和数据化。更重要的是,行政领导还掌握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因此,是否拥有行政岗位,与行政领导关系的亲疏,将最终决定一名教授的评价结果。在这样的管理与评价中,没有行政岗位,潜心学术研究和教学,不善于社交、公关的教授,很有可能不合格,进而被边缘化。这就是学者们对全员聘任的忧虑之处。深圳大学要消除这种忧虑,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学术管理和评价的权力交给教授自身,推进学术自治与教授治校。简单地说,就是对于每一个教师的评价,应由教授委员会所管理的教育事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进行,不受行政干预。目前深大的做法是成立“布衣教授人事委员会”,由13名普通教授把关人事,新招的博士、硕士,先由教授委员会组织试讲,然后投票,如果13位教授不通过,新人是见不到校长的。这个“布衣教授”两年一任,成员只能干两年。感觉上,这是在推行教授治校,然而,这与真正的教授治校相去甚远,还远远不够。况且,把教育权和学术权集中在少数教授身上,极可能出现一个结果是“学霸”,以及对某些学科的歧视。另外,这个委员会是独立运行还是听命行政,很难说。对于深圳大学来说,去行政化是否彻底,将影响到全员聘任制是否能出新并取得成功。既然学校领导已经下定决定不做厅官,只做学校管理者,那么,在学校内不妨将教育权与学术权全部交给教授,成立独立运行、拥有最高教育与学术决策权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或许有人会说,把改革的主导权交给教授,行政淡出,教授们有这种能力吗?这其实就是类似小孩学走路的简单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太过强势,所以普通教授已经无机会也无兴趣参与学校教育管理和学术管理,从而形成教授“无能”、需要“管理”的表象。如果行政逐渐退出,教授的地位凸显,局面必然大有改观。当然,这一过程中必然也有各种问题,比如效率降低,但是,这是通向新秩序必须付出的代价。【教育为本 熊丙奇专栏 bqxiong@126.com 】 2010年9月23日,《晶报》《熊丙奇:从专业学位研究生遇冷看教育选择权》:201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将于10月10日至31日进行,高校研究生招生战火燃起。今年全国各大高校继续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减少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数。不过与高校的热情相比,学生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反应冷淡且持观望态度。有高校研究生处介绍,以法律硕士为例,去年广东省高校中除中山大学外,其余高校都未能招满,基本上要靠调剂才招满生源。在去年教育部门做出研究生扩招5万名、重点发展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决策之后,不少舆论分析,这是把研究生教育作为就业蓄水池,只想缓解本科学生就业难,没有考虑研究生培养条件和质量,违背教育规律之举。而且,增加应用型研究生招生规模,必须建立新的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不能仅变换一个名称,对师资、课程、培养模式均不调整。舆论如此分析,显然是希望教育部门和高校谨慎决策,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以及研究生的出路。但有关部门似乎并没有听取意见,依旧坚持扩招的决定,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除学费标准提高外变化并不大。这并不在意料之外。分析过去10年的教育发展,一旦教育部门已经“决定”的,纵有舆论再三批评、建言,都很难扭转,包括扩招、合并、大学改名、专升本、本科评估等等,莫不如此。但上述消息,却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让教育部门、学校不得不重视。这就是考生的选择。客观上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政府部门、高校想让考生怎么做,考生就怎么做的年代。教育部门和高校可以增加招生计划,可以调整招生数量,可以变换名称折腾,但如果考生不买账,扩招计划就会落空,或难长久。与10年前高等教育资源不充分,任何学校都可以招满学生不同,随着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受教育者选择教育的空间逐渐增大,此时,教育和学校的发展就不再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一厢情愿,而必须注意受教育者的选择了。事实上,在高考领域,每年近百万学生放弃高考、超过五十万考生放弃录取,已经让教育部门和学校感受到很大的压力。面对考生的选择,教育部门和高校的做法无非有三。一是置之不理,依然故我,其理由是,反正是公家的学校,招生多少无所谓。二是采取措施,限制考生的选择。近年来,先有教育部门限制内地考生同时获得港校和内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有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将录取不报到视为诚信有问题,记入考生的诚信档案;表现在研究生招生中,教育部门的规定是,考生可由学术型研究生转为专业型研究生,却不能由专业型研究生转为学术型研究生。三是根据考生的选择,采取积极的调整政策、改革教育的措施。从目前看,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动作。以目前的教育发展观察,前两者都难长久,尤其是限制考生选择的措施在开放的教育中已难见效。教育部门和高校当思考的是,怎样增强学校办学的自主性、灵活性,提高教育质量、树立教育品牌,赢得考生信任。客观上说,来自行政的部署以及来自社会舆论的监督,对促进教育部门和高校转为教育观念,重视教育竞争,都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大,且受制于行政的态度以及舆论的立场。真正让教育部门和高校转变教育观念的力量来自于受教育者的选择,亦即市场竞争机制。只有选择,才会有竞争,才会有生存的压力和危机,才会应对危机,探索重视受教育权利的办学机制。为此,我国的教育改革应该明确当前教育的现实,基于保护并扩大受教育者的选择空间、选择权而展开。这是教改不得不选择之路。 2010年12月27日,《晶报》《熊丙奇专栏:功利的教育只能培养出“害才”》:10多名复旦大学的学生被困黄山一段未开放的区域,一名民警为救学生坠崖牺牲。一个生命的逝去,换来的不是复旦学子的反思和感恩,而是在论坛大谈面对媒体如何公关,登山社谁来掌权,以及冷漠的“你们就该为纳税人服务”。有网友因此斥其为“冷血”。由于自己的冒险行为,导致一名警察付出生命的代价,换了没念过书的文盲,也该知道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对警察表示哀悼和感恩。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伦常。当网络上很多与此事“无关”的网友都在哀悼这名民警时,作为这一事件“导火索”的复旦学子的表现,确实“配得上“冷血”二字。当然,他们或许不会这么认为,而会认为以自己的“学识”来理性分析,才是更有价值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们对媒体的公关。有网友在天涯论坛贴出了复旦大学BBS的几封站内信,发信人ciang在信中说,“现在媒体都在宣扬复旦学生的推卸责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复旦的新闻人若能在更广泛的媒体上客观地报道这件事,针对复旦的情绪就会很快消失。”他还表扬了复旦毕业的上海某记者的报道对复旦效果好,并建议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多去几家报纸,而不是集中在一两家报社,阵地要多占领,会有很好的效果。他所想象的很好的效果是什么呢?似乎是网友所归纳的——“千错万错,错在你们要收门票钱,又不去开发那一片山区;错在你们搜救人员还不够专业;我们的领队够专业,所以我们可以穿成去郊游野餐的样子去丛林大冒险;人都有原罪,所以你不能骂我们。”这是只顾功利,不顾所有伦理道德的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中,才会无视“生命高于一切”,才会在牺牲民警尸骨未寒时,只想着推卸责任,粉饰自己的错误。很难想象拥有这种逻辑的是名牌大学学生,他们应该拥有的教化、道德修养在他们的知识、才华面前,是何等苍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今人则根据德与才两方面的“有”与“无”,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人:有德有才——人才;第二等人:有德无才——庸才;第三等人:无德无才——蠢才;第四等人:无德有才——害才。对应这样的评价体系,这些学生不妨对号入座,看自己究竟属于哪类“才”。今年9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就曾痛批教育功利化。他说,“我深刻地感受到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杨玉良对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这起探险事件表明杨校长对教育功利化判断的准确,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复旦以及我国的其他大学,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避免培养“祸害”社会的“害才”呢?当然,这不是大学一家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应反思,是什么让学生们变得“功利”,为成功不择手段,而完全不讲是非,没有了道德底线? 2011年5月16日,《晶报》《熊丙奇专栏:美国大学也嫌贫爱富?》:针对上篇专栏关于我国大学为何嫌贫爱富的讨论,有网友留言指出,实际上,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录取标准总的来说并不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倾斜。常春藤大学的学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并不多。原因之一是录取标准中那些衡量学业,体育和其它课外爱好的项目直接或间接地偏向好学区和私立学校的学生,也就是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网友的意思很明显,是想说明美国名校并不存在“偏爱”穷学生的情况。他们的录取标准,已经决定贫困学生不可能在学生中占很高比例。这位网友是十分了解美国大学的录取评价标准的,但不得不说,这混淆了招生质量与公平的概念。名校招收的学生,必然要求各方面优秀;而各方面优秀的学生在现实中更多来自好中学;能够进好中学读书的学生,家庭条件相对优越。这样得到的结果,自然是名校要招优秀生,就“嫌贫爱富”了。事实也似乎“证实”这一点,哈佛的贫困生比例“仅仅”为33%。教育公平包括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不发达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所接受的教育都存在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在录取时应所起的作用,是适当校正、引导这种不平等,不能无视、纵容这种不平等,更不能增加新的不平等。更全面和深入的教育公平,则需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就做起。哈佛等大学的做法,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公平。具体做法之一是,在评价体系中,增加家庭因素评分,如果SAT、中学学科成绩等评价相同,家庭贫困学生会优先被录取。这当然不能根本改变贫困家庭学生的整体劣势,但相比我国高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城市家庭、富裕家庭孩子,这不是很大的差别吗?而且,我国大学将更多录取指标给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做法,这是在没有评价学生前,就做出的主观判断——城市、发达地区学生一定优于不发达地区学生。其二,哈佛大学有两项政策,向贫困学生表达出积极的欢迎信息。一方面,每年哈佛根据自己的信息系统,给目标之中的贫困高中生发出75000封信,鼓励他们申请,告诉他们哈佛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另一方面,哈佛在2004年对家庭收入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实行全免费的基础上,2006年再把这一数额调整到6万美元。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会带来大批贫困学生入校,但是,这不是让很多贫困家庭孩子看到公平进入名校的希望吗?我国大学却在扼杀很多贫困家庭孩子读大学的希望。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国立大学,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只有15%左右;其他“211高校”,这一比例普遍在20%左右;在所有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中国农业大学只有30%。而贫困学生比例,一般地方公办本科院校,在10%-20%之间。这和哈佛这所私立大学贫困生达到33%相比,是进步还是落后呢?客观上说,美国大学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他们并非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与国外大学比较,应该关注其值得我国大学借鉴之处,而不能因为他们也有问题,就对自己的现状心安理得。必须注意的是,我国大学并没有主动去校正基础教育不公平,很多时候,是根据地区差异和基础教育的不均衡现状,进一步拉大不公平。比如80所自主招生高校,有不少把考生的报名资格条件限定为来自重点高中和示范性高中。如果学校有推动公平的意识,就会允许所有学生报考,虽然结果很可能还是来自示范高中的学生被录取的多,但给所有学生平等竞争的机会,就是最基本的公平理念。【熊丙奇专栏 bqxiong@126.com 】 2011年9月9日,《晶报》《熊丙奇专栏:李双江们的家庭教育责任》:据新京报报道,9月6日晚,在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门口,一对业主夫妻在开车刚要拐入小区南门时,因减速遭到后面一辆无照宝马和一辆奥迪车司机殴打。夫妻头部被打流血。两打人者欲逃离被控制。经核实,宝马司机15岁,无驾照,系着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这再一次引出“富二代”、“官二代”的话题,甚至有舆论将“我爸是李刚”推演到“我爸是李双江”。依照现场的情节看,这名年轻人十分嚣张,如果没有周围的人及时介入阻止,后果不堪设想。但此事还与“我爸是李刚”不同。李双江的儿子只有15岁,属于未成年人,而他驾驶宝马,属于未成年人无照驾驶,本就是违法行为。有舆论称,儿子犯事,不能推到父亲身上,大家可以分析家庭教育的得失,而不能让父母也来顶罪。然而,这起事件,李双江却有直接责任。据报道,这辆宝马车有可能是李双江本人的座驾(宝马车系经过改装,前挡风玻璃上放置着一张“人民大会堂”的临时车证),那么,他是知道自己孩子无证驾驶的。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李本人没有履行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也就是说,他纵容未成年孩子无证驾驶,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应受到相应的调查和处理。据此,李双江还有必要就自己纵容孩子违法向公众道歉。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不少父母爱子心切,明知孩子没有驾照,却让孩子驾驶自己的车,李的行为显然对公众有示范作用,应该站出来说明这种行为的危害,以提醒其他人以自己为戒。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家庭教育。从这名年轻人高喊“谁敢打110”的嚣张态度,可以推想其接受的家庭教育。其父母很可能在日常的家庭中,传递给其有钱有权有势之感,以至于他有这么强烈的优越感。这种情形在我国“官二代”、“富二代”中并不少见。有人认为这是“富一代”、“官一代”的教育方法不对,但其实这是价值观念的问题——当“官富一代”自身就认为自己有特权,确实高人一等,有办法搞定、摆平一切时,自然会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久而久之孩子也就觉得自己有厉害的父母、厉害的家庭。此外,国内的一些“成功人士”总以很忙为理由,很少与孩子交流、沟通,同时,以不断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来补偿孩子。结果是亲子关系十分淡漠,孩子的物欲被不断刺激,骄娇二气横生,这无疑是失败的家庭教育。相比而言,国外一些成功人士很重视家庭教育,比如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媒体就报道他“妻儿重于一切”,为了家庭,他2003年选择放弃继续竞选连任州长。他告诉媒体:“担任州长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对我来说,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同样重要,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卸任州长后的骆家辉有空就抢着买牛奶、做饭、照顾孩子,晚上又惬意地摇晃着女儿入睡,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超级爸爸”。在骆家辉眼中,一个好父亲不仅是家庭的经济和精神支柱,更是孩子成长的人生楷模。“当孩子们长大成人,他们也将会是社会和家庭的好榜样。”这种家庭教育的结果怎样呢?其来华赴任在机场的一幕,至今被传为美谈——儿子背着黑色大双肩背包,站在最前面,妻子背着白色休闲的单肩包,牵着小女儿,站在中间。大女儿长发披肩,背着大号单肩包,与父亲并排站立。骆家辉则手提黑色公文包。就像普通家庭出游。这不仅对李双江,对国内的许多父母,都是个教育。【熊丙奇专栏 bqxiong@126.com 】 2012年1月10日,《晶报》《熊丙奇专栏:当师德考核遭遇大学“项目化”生存》:针对高校中不断爆出的师德问题,教育部首次制定印发《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下称《规范》)。该《规范》明确对高校教师提出了“六不准”,要求各地各校要将师德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并作为教师绩效评价、聘任(聘用)和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就在1月8日,媒体刊登了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的访问,温教授指出高校有五种“重病”:一病市场化,二病项目化生存,三病平面化(大学合并),四病官场化,五病多动症(不断搞什么“战略”)。关于项目化生存,他说,“现在学术腐败严重,假成果、假学问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做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现在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生上课,是不正常的。”我十分好奇,该怎样适用《规范》去评价那些过着“项目化”生活的教授们?他们很少给本科生上课,作为教授的基本职责都没完成,师德过关吗?事实上,在今天的高校,有不少这样的教授,把主要精力用在科研之中,根本不给本科生上课,且花在带硕士、博士上的时间很少,甚至把弟子当廉价劳动力给自己的项目打工。可是由于科研成果“丰硕”,却成为学校的“红人”,获得各种荣誉,包括国家教学名师这样的头衔,也可能经过一番包装后,就戴在其头上。当下高校的考核评价体系,本身就是反师德的。一名教师的第一职责,是培养人才,可是,在大学考核教师的指标中,教学往往排在最后,且往往只有量而无质的要求,排在重要位置的是发表论文、申请课题、获得经费。在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中,一名讲师德、重教学的教师,很有可能通不过考核,被学校扫地出门。上述的师德当然是狭义的。从高校从业者角度看,学术操守同样属于师德范畴。按照温教授的说法,现在高校中学术腐败严重,那些大搞学术造假、拉关系做交易的人是不是应该因师德不过关而通不过考核呢?现实却恰恰相反,谁能把这些手段玩得转,谁就在学术圈中如鱼得水,倒是那些坚持不做假学问者很快被边缘化。在去年院士评审中,围绕饶毅发文不再候选院士,社会舆论曾广泛讨论学术“逆淘汰”,而讨论的结果,是让更多人意识到如果想不被逆淘汰,就得顺应形势。这就是当下高校师德的现状。在这一状况下,发文要求规范师德,会起到多大效果呢?如果起不到效果,政府的权威也就受损。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评价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师德评价”可能成为“听话评价”,那些平时批评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学术风气的教师,很有可能被认为师德不合格,被一票否决掉了。由此看来,提高教师师德,还得从改革大学的管理、评价方式入手。其中,最关键的是打破当前行政主导一切的管理和评价模式,推行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的分离,在大学内部实行教育本位管理和学术同行评价。在这样的办学环境中,教育和学术才能按规律发展,教师才能注重教育声誉和学术尊严,做真教育、真学问。 2012年2月1日,《晶报》《熊丙奇专栏:“皮纹测试”测出功利的教育追求》:花上1200元钱,用油墨把指纹捺在纸上,再扫描进电脑进行分析,就能解读大脑密码,测出孩子的先天智能和潜能,并得出最优发展方向。京华时报报道称,近日,这种所谓的“皮纹测试”技术在山西省太原市一些幼儿园悄然流行。有关医学专家认为,这种测试缺乏科学依据,极具欺骗性,属伪科学。同时,部分家长认为幼儿园和公司联手搞推介,有“敛财”之嫌。不管“皮纹测试”是不是具有科学性,幼儿园对幼儿搞这样的测试,都是违背教育规律,且涉嫌对孩子进行歧视的。略微懂得学前教育的幼儿园园长们,都应该把这样的测试排除在幼儿园之外,就是有家长愿意去进行这样的测试,也该引导家长理性对待这种测试的结果,关注孩子健康习惯的养成。这样的测试在幼儿园流行,只能说明两点。其一,功利的教育追求已经蒙蔽了教育者的心灵,他们把学生当作机器,认为通过测试,就能知道其特点、优势,进而,按照这样的特点和优势,就可以加以针对性的塑造,就可以缩短培育时间,让其迅速成才。如果育人就这么简单,那么,学校也就变成“加工人才”的产品工厂了。可这么明白的道理,在一些学校、老师那里却变得很模糊,甚至成为一种“创新”方法。近年来各地接连传出学校组织学生去进行智商测试,就反映出学校、老师正把本应充满爱心、耐心的教育,变为简单的“机械加工”。有人可以说,皮纹测试、智商测试作为一种参考,有何不可?作为学生个体,有选择进行测试的自由,只要相关测试机构合法,当然可以,测试结果也可作为学生家长培育自己孩子的参考,只要他本人愿意。可是,作为育人的机构,组织或者主动发动学生(家长)参与测试,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了。学校在对哪些测试出有某些特长的学生做出针对性优化教育时,是不是会嫌弃那些“先天智商”不行的孩子?再就是,如果测试结果本身就是不准的,误导了培养方向,谁来负责?其二,利益的追求让学校放弃了教育的基本原则。正如一些家长所质疑的,这些幼儿园之所以向家长们推介测试,恐怕有着利益因素——一个幼儿测试1200元,以一个幼儿园幼儿100人计,就是12万元。对此,当地的司法机关应该介入调查。根据《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物品销售方财物,为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如果调查显示幼儿园为测试组织方在园内销售谋求利益,应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据报道,2010年1月29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印发了《关于在全省实施“全民助读工程”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定由山西省科教文互助基金会负责接受社会单位或个人捐赠的图书,活动内容并不包括推广“皮纹测试”。而“皮纹测试”项目却与这一活动结合在一起,无疑增添了政府色彩。尽管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已出面澄清,但对于这起事件所暴露的商业活动“搭公益便车”的问题,相关部门仍应启动调查。一些幼儿园可能碍于推广方的政府背景、公益色彩难以拒绝,或者以有政府支持为由顺水推舟,其实是近年来一些做“教育生意”的商业机构惯常采用的学校推广手法,必须引起重视。 2012年2月14日,《晶报》《熊丙奇专栏:北电将整容学生拒之门外值得商榷》:据《新京报》报道,上周日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初试第一天,北电表演学院负责人表示,考生“自然美”最重要,在三试的时候,有一个考试科目,叫做专业体检,除了要检查考生有无生理畸形外,重点就是要核查考生有无文身,或者是否做过整容。北电的这一面试要求得到不少人的赞扬,并认为这给一些考生敲了警钟。有网友发微博称,“许多学生和家长认为好的形象在艺考中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从而不惜花重金去整容。所谓‘艺术’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应该把心思放在自身的艺术修养上。”北电倡导“自然美”当然值得肯定,可是,把有文身或做过整容者排除在录取名单之外,却值得商榷。文身和整容是公民个体的自由,你可以不喜欢、不赞成,但他人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如果把这与高校的录取资格相结合,就涉嫌扩大体检的范畴,是另一种身体歧视,从而侵犯考生平等的受教育权。有人把文身、整容与考生的艺术修养对立起来,这是似是而非的。毋庸置疑,考生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为了博得形象分而整容的,可是,这并不能代表所有整容考生都是为了艺考而整容。比如,出于爱美之心修补身体上的某个疤痕,或是赶时髦,受周围同学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学校仅仅因某个考生整过容,就不予录取,这对其并不公平。至于此举可让学校发现学生的“自然美”,就更离谱了。艺考不是选美,而是考察学生的艺术修养。如果一个学校在进行艺考时,不能考察出学生的艺术素质,却要借体检排除“非自然”的考生,那些面试官的眼光是很有问题的。假如一名考生在此前的考试中,都被专家认为艺术修养极佳,可三试却显示其有文身、整容,是不是就由此否认这个学生的艺术修养,否认考官们的判断呢?这样一来,整个考试评价的公正性,也就值得打上个问号了。演艺界的“整容风”,甚至因整容出现死亡事件,确实令人担忧。艺术院校也确实有引导艺考学生重视艺术修养的责任,不要花拳绣腿,可这要采取合适的方法。假如艺考考官们能重点关注学生艺术修养,不把艺考搞成“选美”,那么,有多少学生会关注容貌?可以说,正是近年来一些艺术院校在招生时“以貌取人”,才会让一些考生通过整容来“投机取巧”。艺术院校要改变的是这种考察方式,而不是在甄别学生是否整容上做文章。后者更像是一种炒作,而前者才是学校在踏踏实实办学。笔者注意到,北电有关负责人在谈到自己的做法时挺兴奋,认为抓住了热点,也顺应了社会的呼声。可是,大学在进行任何创新时,需要有权责边界,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把整容纳入体检范畴,就超越了学校的权力边界,侵犯了学生的私权。这是不可为的。学校所能作为的,是在不侵犯学生权益的基础上,进行招生、培养和管理。这是办学的前提和基础。 2012年2月15日,《晶报》《熊丙奇专栏:自主招生须走出“自主考试”的误区》:最近一段时间,类似质疑自主招生联考没有学校特色的声音接连不断。就在前不久,北大内部人士透露,今年北大等11校自主招生联盟的试题判卷权将交给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因被要求每张试卷必须有选择题,导致试卷的灵活性、题型都有改变。对此就有人质疑,这些改变将会使自主招生考试的答案灵活性降低,与“自主”相违背,越来越向高考靠拢。这其实不是与“自主”相背离,而是质疑者不清楚何为“自主”。高校招生的自主性,并不体现在笔试的自主性中,而是体现为如何根据已有的评价依据,结合学校的招生要求,以不同的权重综合评价学生。简单地说,自主招生并不要求笔试要有“高校特色”。美国高校的自主招生就说明了这一点。申请美国名校的考生,并不会参加每所学校各自举行的笔试,而是参加统一的SAT或者ACT,以这一成绩向高校提出申请。高校通常根据申请者的SAT或ACT成绩、所在高中、高中学业成绩、发表论文、特长、推荐、家庭因素、种族因素、多元化等进行综合评价、录取。学校的录取特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上述多元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体现出学校对学生不同能力、素质的不同关注度;二是被录取学生对学校的选择,由于申请者可以同时申请若干学校,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因此,大学必须以自身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吸引申请者选择自己,由此使大学办出特色和个性。可我国高校自打一开始就将自主招生等同于自主考试,觉得只有如此,才能挑选出符合自己培养标准的学生。依照这种思路,最初阶段的自主招生,都是各校各自为政举行测试,结果是“高校特色”没有体现出来,反而造成学生赶考负担沉重;到2010年,高校终于认识到各自为政举行测试没有出路,开始推出联考,可由于联考仍旧是学科考,不是类似SAT的学术能力水平测试,加之考生仍需参加高考,实行集中录取,因此,联考又被质疑为“小高考”。在高校自主招生中,笔试应该是一种社会化考试,不由学校自行举办,也不由政府机构举办,而应该由社会专业机构举办,由大学自主认可,学生自主选择参加。哪一种由社会机构组织的联考获得学校和考生的认可多,就将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考试。换句话说,考试是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地位和认可的。而一直以来,我国的考试是由政府教育考试部门组织命题,考试的权威是由行政许可树立的,这其实影响了考试评价的质量,同时使考试的功能发生变异。 2012年2月20日,《晶报》《熊丙奇专栏:“洋文凭工厂”背后的学历授予体系之别》:美国北达科他州狄克森州立大学曝出的“洋文凭工厂”事件,再次引发国内舆论对出国留学热的关注。有的告诫家长和学生,要注意“留学陷阱”;有的呼吁国内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监管,防止其成为制造“假文凭”的温床。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并未触及问题实质。“假洋文凭”事件之所以一再在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与中外学历授予体系不同有紧密的关系。这一问题不解决,假洋文凭的现象就难以根除。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国家承认学历制度,高校事先获得有关部门的审批认可,获得学位授予权之后,对所有学生授予的学位,是国家承认的。而且,这一学历制度还与就业制度与人才管理制度密切相联,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都提出明确的学历要求,人才在单位的考核、晋升,学历也是十分重要的指标。从国际范围看,我国是为数不多的学历仍由国家承认(颁发)的国家,其他国家普遍实行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办学质量由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在这种体系中,文凭并不值钱,如果教育质量差,受教育者不选择,或者专业认证机构不认可,那么,就是拿到这所学校的文凭,也不能成为求职、晋升的敲门砖。因此,在美国有办学质量不高的“野鸡大学”,搞到文凭很容易,可是在美国本土,花钱去购买文凭者很少,因为购来的文凭没有多大价值。然而,当这一体系遭遇国家承认学历的教育管理和人才评价体系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从“洋大学”获得的文凭,如果获得国内政府部门的认可,那么,不就相当于在国内获得国家承认的学位了吗?而这不就让这一学历拥有在美国本土都没有的价值了吗?可以说,正是学历体系上的差异,给“洋假文凭”的出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包括一部分出国留学者、国内教育机构(中介机构)和国外教育机构,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国外教育机构,他们明白一个没有教育内容作为基础的文凭对于美国学生并无价值,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了。针对“洋假文凭”事件,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开始反思。这反映出其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是及时的。这也进一步提醒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必须进行改革。首先,应该借鉴美国州立大学系统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完善我国的学历学位认证体系。对狄克森州立大学进行审计的是州立大学系统与高等教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包括高等教育规划、财政支持、专业评估、绩效评估、信息服务。其出具的报告称,“绝大部分学生在还没有修完所有必修课程的情况下就拿到了毕业证书,还有许多留学生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入学要求,更有甚者,一些学生在进校前根本不会说英语,或者提供了伪造的大学成绩单。”这可见其审查的仔细,而不仅仅只看证书、证明。其次,应打破我国的国家承认学历体系,建立起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由专业机构进行认证的全新教育管理方式。这是转变政府管理学校方式,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需要,也是淡化社会“学历情结”,让受教育者和社会真正关心教育质量的需要。在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达3000万,出国留学规模每年达30万的情况下,还采取国家承认的学历体系,非但难以保障学历的质量,还会造成更多的学历丑闻。 2012年2月24日,《晶报》《熊丙奇专栏:高考的权威性体现在哪里?》: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官网最近发布消息,从今年起正式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的考生可申请悉尼大学。这意味着中国高考考生凭借着本地的高考分数,便有机会就读这所现在世界排名超过北大、清华的海外名校。当然,申请人的英语水平还是需要达到一定门槛:雅思考试的最低要求是6.5分,托福成绩为577分。对于悉尼大学认可内地高考成绩的举措,有舆论分析,这表明高考的权威性,得到国外大学的认可,并进而呼吁倡导高考改革者,不要对我国的高考制度妄自菲薄。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出现的误解。悉尼大学认可内地高考成绩,但采取的录取方式却不同,该校在录取内地学生时,将结合高考成绩、中学学科成绩、大学面试考察进行综合录取,而非按照内地学生的高考分数依次录取。近年来,对于高考改革,一直有一种声音,是“取消高考”。这其实是一种不理解高考改革究竟要干什么的想法。我国高考改革关键在于打破集中录取,而不是取消高考。如果打破集中录取,完全可以保留统一高考,即推行基于统一高考成绩的高校自主招生。在这种考试、招生模式中,统一高考的功能从选拔转为评价,只是大学选拔学生的部分依据。而大学采用统一高考成绩作为评价的依据之一,一方面可以节约自主举行测试的成本,另一面可以用统一高考成绩保障基本的公平。观察国外高校的自主招生,鲜有自己举行笔试的,大多高校都认可某一统一测试成绩,诸如SAT、TOEFL等等。如果把我国高考功能转变为评价,那么就相当于这类测试。目前,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港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就是采取将高考成绩作为评价依据的方式。试行多年来,其成效是明显的。然而,内地教育部门和高校在试点自主招生时,却对香港地区高校的自主招生“视而不见”,把自主招生放在高考之前,通过笔试、面试考察学生。学校声称要招到适合自己的学生,可结果却是给学生增加负担,自主招生也遭到社会的质疑。2010年,北京大学11名教授曾建言采取基于高考成绩的自主招生模式,但却无疾而终。悉尼大学认可内地高考成绩,只是进一步说明,自主招生不在于是否存在统一高考,而在于怎样对待高考成绩,怎样进行高考录取。如果会错了意,进而努力扞卫统一高考的权威性,就可能误导高考改革。我国统一高考的权威性目前是通过集中录取体现出来的,而在自主招生体系中,统一高考的“权威性”则由其评价质量决定,如果其评价质量高,高校将选择认可,如果其评价质量低,高校则可能选择其他的考试作为依据。就像美国,既有SAT,又有ACT,近年来有关考试机构还在探索新的考试评价系统。如此,考试评价本身也在竞争,大学依据统一测试进行自主招生,就形成“专业机构组织考试,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格局。这正是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高考改革蓝图。 【教育为本熊丙奇专栏 bqxiong@126.com 】 2012年3月1日《晶报》《熊丙奇专栏:自主招生“后遗症”病根仍是评价单一 》:2月11日至12日,“北约”、“华约”、“卓越联盟”三大自主招生联盟进行了笔试;随后,其他自主招生院校也相继举行了自主招生测试。高校自主招生已接近尾声。但重归校园的考生们却难以淡定,自主招生“后遗症”困扰着他们,也令高三教师们感叹连连。 参加自主招生之后,考生们将面临三种结果:一是如愿获得心仪学校的自主招生资格;二是虽然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但对学校或预录专业并不满意;三是经过了多次笔试或多校面试,铩羽而归,一无所获。这三种结果,都将使考生难以淡定。即便是如愿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一只脚已经迈入大学门槛,但他们还需要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必须达到学校承诺优惠的条件,方能被录取。虽然按正常水平发挥,达到要求并不难,但万一出问题,低于相关要求,那不就是前功尽弃?这是这些学生担忧的一方面问题。另外,对于他们来说,更要争取高考的高分,以向大学、社会证实自己的“实力”——不管是大学还是社会舆论,都关注这个群体的高考成绩,并以他们的高考成绩来评价当初大学的自主招生是不是成功的。这种用高考分数标准来检验自主招生成果的思维很奇怪,但却是当前自主招生整体设计的必然结果。而对那些虽然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但对学校或预录专业不满意的学生来说,如果放弃,那么此前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如果签字承诺报考,万一高考高出高分,也不能反悔,另选学校。这实在让人纠结。那些没有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情况就更糟。首先是自信心受到打击,开始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其次是竞争的焦虑,毕竟没有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就将“裸考”,这一定程度需要考出更高的高考成绩,才可能进入原来的目标学校和专业。化解以上的焦虑,让考生们淡定下来,首先需要对自主招生有客观的认识。比如,以高考成绩评价自主招生考生实力的方法,就是沿用过去的“分数观”,这恰恰是自主招生要摈弃的。如果都强调高考分数,还实行自主招生干啥?再比如,自主招生采取的评价方式不同,学科成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指标,那些平时学科成绩好的学生,没有获得自主招生资格,而学科成绩比其差但其他素质(比如观察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却获得自主招生资格,是很正常的。这些学生的优势在于按分数实行录取的集中录取中,因此,不必对自主招生失利灰心,仍可对高考抱有信心。其次,还是要改变现在自主招生的操作方式。按照现行的自主招生程序,对考生的评价很难根本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学校和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总体而言还是分数一元;学校和学生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双向选择,学校只是把自主招生作为抢生源的手段,而学生选择学校、专业的自主权并没有增加。这是自主招生导致考生无法淡定的根源所在。如果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脱钩,要么实行基于联考的完全自主招生,要么实行基于统一高考成绩基础上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这种纠结就不会再存在。 2012年3月8日,《晶报》《熊丙奇专栏:自主招生到位,异地高考也就迎刃而解》:今年两会之上,异地高考再次成为热点。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日表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现在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教育部酝酿中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教育部很快就会出台一个总的文件,同时鼓励各省积极推进,出台自己的高考方案。谈及方案公布时间表时,袁贵仁表示:用不了十个月。袁部长的表态令关注异地高考者很兴奋,认为沿着山东放开户籍的思路,其他地区的异地高考问题也可得到解决。可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之后的表态——“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又让大家充满疑虑。毕竟山东具有特殊性,在北京、上海、广东放开户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前关于异地高考的解决方案,大多围绕户籍做文章。而我国按户籍报考的高考制度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市,导致了不同省市的高考利益。可以说,这是教育资源不均衡配置的源头。因此,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就要在户籍报名制度、地区高考资源不均衡上做文章。我国教改《纲要》提出的高考改革思路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按照这一改革思路,如果能实现招考分离,进行高校自主招生,异地高考问题也随之化解。但是,对于高校自主招生,当前普遍存在一种担忧,就是取消统一高考,会不会造成不公平。对于自主招生的担忧,在笔者看来,主要来自于自主招生的误解。首先,自主招生不是要取消统一高考,而是要打破集中录取,包括美国高校的自主招生,也是基于统一测试基础之上的。我国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只需把统一高考的功能由选拔转为评价即可。这样一来,招考分离,考试社会化,考生以高考成绩自主申请大学,也就不再受户籍局限。而大学在录取时,可把考生所在地区、家庭情况作为一项评价因素,由此校正地区间的差异和不均衡。其次,自主招生的实质是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说得明白一些,就是赋予学生以脚投票的权利。评价真假自主招生的标准只有一个,即一个学生可否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再确认上哪所大学。在这种竞争机制中,学生拥有了选择权,也就真正有了监督、评价大学的权利。面对学生的选择,大学显然会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如果政府部门能放权,以扩大受教育选择权的思路,推进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就完全没必要单独出什么异地高考方案——高考录取的计划体制都已经不存在,何来户籍报考限制?这就好比国内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美国高校难道要限定是北京籍还是四川籍吗? 2012年3月13日,《晶报》《熊丙奇专栏:缩短学制应对劳动力短缺太功利》: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许皞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到9年或10年,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即将到来的青壮劳动力短缺。许皞认为,目前我国人口趋于老龄化,20年后青壮劳动力短缺将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并且,中小学学制过长会占用青少年接触社会和生活的时间,不利于个性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一建议立即引发各界人士关注。在一家网站进行的调查中,有61.2%的网友支持压缩中小学学制,其理由是可以早出人才,同时减轻学生的上学负担。缩短学制可以促进适龄劳动力早一点工作吗?似乎如此,但一个问题是,当学制缩短,大批学生提前进入社会找工作,将迅速扩大就业人群,如果遭遇就业难怎么办?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进行高等教育大扩招,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当时存在高中毕业生就业难,为了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于是把大学作为“就业蓄水池”;而就在之前的两会上,还有委员、代表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提出延长大学学制、设立“学士后”的建议。可见,根据眼下的就业情况对教育实施调整,是十分功利的做法,这类似于高校完全以就业为导向来设置学科、专业,结果是学校被折腾得失去个性和特色。将教育作为就业的蓄水池和解决就业的出口,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忽视教育的功能和人才成长的规律。解决功利教育带来的问题,应该采取的措施是打破功利教育怪圈,让教育回归本质,而缩短年限之类的建议,实质是让教育更为功利,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让问题复杂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年限缩短,不但将压缩义务教育年限,还会进一步导致学生质量下降。这些学生走向社会,创造能力会更弱,导致我国产业发展处于价值链最低端,而这种产业发展格局很难给更多人才提供就业空间,由此形成低水平教育与低水平就业的恶性循环。这是我国社会“用工荒”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存的根源所在。要形成教育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当前的教育发展应注意两点。其一,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推行个性教育,鼓励学生个性、兴趣自由发展。这要求我国政府切实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中高考制度改革,给各类学校自主办学的空间,也把学生从上学负担中解放出来。其二,给学生多元的成才选择。现在“考研热”愈演愈烈,不少学生读完研究生已经二十好几了,这不是由学制造成的,而是由我国学生成才模式单一造成的。如果学生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读普高还是职高;在读完高中之后,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考大学,不考大学照样可以在社会上找到得到尊重的工作岗位,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可再选择上大学,也就不会存在大家挤求学独木桥、就业独木桥的情况了。这样的教育和就业环境,满足了多元的教育需求,完全不需要在学制上穷折腾。 2012年3月22日,《晶报》《熊丙奇专栏:假如我的孩子也是“问题学生”》:江苏徐州机电工程高等职业学校一学生因一个吻而被校方开除,引起广泛关注,在有两万多名网友参与的“你如何看待17岁少年教室内接吻被开除”的投票活动中,超过60%的人认为“处分太重,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60%的反对率,反映出网友对这一事件的基本认识,但更需注意的是,还有相当数量的网友是站在学校一边的。这表明,对于学生受教育权的认识,远未达成一致。对于这名同学被开除,我看到校方的解释是,为了学生好,他今后也会明白学校的“苦衷”的。一些网友也力挺校方,认为学校就应该把这些敢公然接吻的学生清除出去,家长把孩子放在这样严格治理的学校才放心。这里不去分析学校的理由(既然可开除学生,他们有这种理由不奇怪),这部分网友的态度尤其令人深思。这些网友在发言时,是站在某种优势地位的,他们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完全有可能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优等生”,而极有可能也会一不小心就成为“问题学生”。只有从“假如我是弱势群体”、“假如我的孩子也是问题学生”这样的思维出发,才能让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得到保护,才会真正关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这些学生成长。就像现在讨论异地高考问题,有不少北京、上海本地户籍人口,强烈反对给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他们没有想到,今天的户籍制度保护了户籍拥有者的利益,而未来如果自己的孩子到外地工作,不是也将面临与当前外来人员同样的问题?我与不少争取自身权益者进行过交流,发现他们在自身权益并没有受到侵犯时,都不以为意,甚至认为现有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好,可轮到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才开始觉得这是个问题。这种只有自己身处其中才意识到问题的情况十分普遍,而且很少有人始终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教育问题。于是,说不定哪一天,纵使现在获得制度好处的人,其本人或者后代也会深受不公平、不公正之苦。再回到这起开除事件上,按照目前的教育体制,被一所学校劝退、开除,基本上就意味着剥夺了这位学生的受教育权。与国外实行的自由申请入学、自由转学的教育管理制度不同,我国学生被高职院校劝退、开除,如果还要读全日制高校,就必须重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分数达到要求方可被录取,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因此,在没有自由流动机制的情况下,劝退、开除学生应当是十分谨慎的。公开制订校规,在涉及学生重大权益的条款上广泛征求意见,是让校规合理制订、实施的有效办法。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目前一些家长和受教育者对权益的认识,很有可能不会把开除、劝退条款放在心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走到这一步),也不会对相关细节过于追究(因为他们认为对于问题学生,采取重拳处理,十分正常),甚至在学校动用校规开除、劝退学生时,还会拍手叫好(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开除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这个孩子的行为可能还会“带坏”自己的孩子)。如果受教育者和家长们的权益意识就是如此,那么,自身的权益被侵犯也就不奇怪了。有什么样的受教育者,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只有提高家长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意识,才能督促相关部门和学校真正重视受教育者权益。 2012年4月1日,《晶报》《熊丙奇专栏:公众在进步学术管理机构还在原地》:近日,一则“烟草研究致香烟销售增千亿入围国家科技奖”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表示,将号召相关机构及专家致信科技部“叫停”该奖项获奖。由于这次只是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发布入围公示,且公示的目的就是听取来自社会的“任何意见”,因此,这个时候,是对某一项目入围评奖表达异议的“最好时机”。既不像去年底,工程院新增院士名单公布后,大家才发现名单中有“烟草院士”谢剑平,于是质疑其当选院士的合理性,虽然舆论汹涌,可“木已成舟”,工程院也并未理会舆论的质疑,如果在初选名单公示时,就提出质疑,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也不像前年,由谢剑平主持的“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当时,对于这一项目的入围、最终获奖,似乎都没有舆论关注,直到谢剑平获评院士之后,这一奖励才被翻出来。由此可见,社会在进步,公众和有关专业人士,已逐渐懂得,如何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利,对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在科技奖评审、院士评审的公示环节,不发表任何意见,却在评审结果公布或者授奖之后再提出异议,既违背程序,效果也不佳。负责评审的机构完全有理由不受理异议,同时还可能打倒一耙,反问:你们早到哪里去了?现在,在入围公示时,公众就按规定提出异议,负责评审的机构,就必须回应质疑,如果不回应质疑,还坚持继续评审,那么,评审的公信力将受到伤害,公众更可进一步质疑评审组织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因此,这一事件的走向,值得关注。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公众对待烟草项目、烟草研究人员参与科技奖项评审、学术荣誉评审的认识在逐步提高,表达意见的方法也在改变,但我国有关机构的认识,似乎却还停留在原地。作为国家科技奖励工作的负责机构,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不该对发生在去年底的“烟草院士”风波一点不在意,继而在今年的科技奖励评审中,初审通过报奖的烟草项目,却没有明确的解释。这样看来,对于烟草研究项目是否可以参评科技奖,相关研究人员是否可以角逐最高学术荣誉,科技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很可能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议题进行讨论,形成学术共识。热闹的质疑和讨论,只发生在媒体版面上、网站空间中,却没有触动学术利益共同体,于是,纵有舆论质疑,奖该怎么报还是怎么报,该怎么评还是怎么评。左右评奖的不是学术价值,不是学术尊严和学术声誉,而是各种利益关系。比如,烟草业作为国家的一个合法产业,国家级的评奖怎可能没有这一产业的代表呢?如果一种科研可以减少吸烟对健康的危害,这样的科研价值不应该被抹杀。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一些评选因为受到行业的资金支持,同时因为行政主导学术评审,就会丧失客观公正,乃至受到舆论的强烈抨击。因此,让学术原则回归到学术评价和学术评审中,还在于打破在行政评审模式下形成的学术利益共同体,真正建立学术共同体。 2012年4月8日,《晶报》《熊丙奇专栏:上海纽约大学靠什么吸引世界一流生源》:作为第一所获得教育部批准筹建的中美合作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正按计划加紧建设。高起点建设的上海纽约大学,被舆论寄予厚望。该校首任校长称,上海纽约大学要招收的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但要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不是靠“中美合作”的招牌就可行得通的。上海纽约大学要办成为一所一流大学,必须在办学制度上进行全新的探索。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经验看,在诞生之初,相关学校都受到舆论的追捧,希望其能办出一流水平,同时也为我国教育改革做出贡献,可实践的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客观上说,中外合作办学,由于其收费标准高,引进了国外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因此,教育教学质量总体不错——不然,将不可能有学生拿高于内地高校几倍的学费去接受低质量的教育——但是,由于他们的办学还受到现行教育管理制度的制约,并没有能力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的竞争,促进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招生都纳入国内高考。如此一来,其在我国内地的招生,要么放在一本,要么放在二本,很难竞争过内地的一流院校。更重要的是,由于考生在高考录取中,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在我国高考体系中,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的选择。这还只是一方面。这些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是否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教师在教学中,是否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是否有自治空间?这都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能否真正实现。如此种种局限,导致这些合作办学高校的地位很尴尬,同时很难促进内地高校的竞争。以纽约上海大学来说,如果还是采取纳入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方式,那么对于成绩优秀但家庭经济情况不佳的考生来说,可能会选择上学费低的华师大,而不会选择上海纽约大学;对于成绩优秀、家庭经济情况不错的学生来说,可能会选择直接出国留学到纽约大学,而不是选择上海的纽约大学。这些是上海纽约大学在办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国教育管理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两条路可走。其一,给予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他们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这可以结合我国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同步进行。其二,按照分校模式经营中外合作大学。我国目前还不允许国外大学直接到内地办分校,那么,完全可以按照分校模式,来经营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鉴于纽约大学在办学制度和教育质量上的领先地位,为何不可把上海纽约大学,当作为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来思考其在我国内地的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以及自主授予纽约大学的学位呢?这只需把纽约大学成熟的管理模式、教育模式拿来即可。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其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新路来,而校方所称的吸引一流的世界生源,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2012年4月11日,《晶报》《熊丙奇专栏:烟草成果“下课”,需学术共同体“上课”》:卷烟技术入围科技奖,再次引发社会关注。4月8日,中国科学界的门户网站科学网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一篇《征集签名抵制卷烟技术入选科技奖》的博文,建议通过签名者的努力,促成国家禁止烟草技术申报各种科技奖励。4月9日,秦伯益、钟南山等30位院士联名发表公开信,指出作为企业,追逐利润无可厚非,但上述入选项目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卷烟吸引力,从而达到促进烟草消费的目的,这将导致更多人的健康问题,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有违基本的社会正义。媒体能主动站出来,征集签名,这反映出对学术公共事务的责任心;而院士们集体发表公开信,打破了过去的“沉默原则”,显示出学术良知。然而,媒体征集签名,说到底,只是舆论监督与评价;院士联合发表公开信,也是在借舆论向有关部门“施压”,而不是按照学术原则,经由学者的提议启动相关的学术议程。这就是我国烟草项目被授予国家科技奖,烟草集团下属研究人员当选为院士的根本原因:缺乏学术共同体评价、管理机制,对学术实行行政管理和评价。目前由科技部门主导的国家科技奖励,本质上就是学术行政评价,因此,其关注点并不是学术贡献,而是学术利益;而这一评价结果,往往又被其他学术评价视为十分重要的学术成果和贡献,因此,后续的学术评价也就难逃基本的行政框架,包括院士评审,其依据往往是候选人是否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这样的因果循环,也让这次要发公开信的院士们颇为尴尬。去年底,新增院士名单公布,“烟草院士”谢剑平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不少人士建议重新进行评审,可事情不了了之。院士们连科学院、工程院内部的事情都无法解决,现在发公开信,让与两院“行政平级”的科技部调查烟草项目入围评奖,就令人感慨了——假如工程院去年底重启对“烟草院士”的评审,取消了其院士头衔,并进而展开学术伦理讨论,在学术评价中确立基本的伦理原则,还会出现烟草项目再入围国家科技奖评选的事情吗?需要注意的是,按道理,相当数量的院士会是国家科技奖的评审专家,这些评审专家又是按照怎样的原则授予烟草项目国家科技奖励的呢?这一基本问题不解决,即便这次烟草项目没有最终获奖,类似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而眼下媒体征集签名和院士发表公开信,都可能只是在媒体上一时热闹,而无关学术管理、评价的大局。从这一意义上说,比抵制烟草项目更重要的是启动学术共同体建设,实行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为此,媒体的监督和院士的呼吁,应该朝这一方向着力。只有建立学术共同体,对学术的管理和评价才能纳入学术轨道,坚持学术原则。 2012年4月24日,《晶报》《熊丙奇专栏:从“好好读书”到“不读书”》:在近日举行的浙江省家庭教育指导研讨会上,一项亲子问卷调查显示,76%的孩子在最不愿意对话的人这一栏里,选择了“父母”。孩子们说,最反感父母天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按说,这是一个“好好读书”的国度,可是,前不久发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却显示,只有1.2%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7.6%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50.7%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另有40.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一般。 怎么解读这个调查结果呢?联系到“好好读书”的教诲,我们可以发现,天天教育孩子 “要好好读书”的父母,以及被教育“要好好读书”的孩子,最终都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量其实少得可怜。有人把原因归为阅读资源有限,比如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图书馆,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恰恰来自“要好好读书”的读书价值引导。读书有两重价值,一是功利的价值,即可以教会人掌握更多的知识和劳动技能,由此进入更好的学校,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二是非功利的价值,即完善每个个体的人格,提高个人修养,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前一种价值是把读书作为生存竞争的工具,后一种价值是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突出的基本上是第一种读书价值。家长叫孩子“要好好读书”,大多是告诉孩子,不读书,就可能进不了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这既让亲子关系变成功利的分数关系——父母给孩子创造好的物质条件,孩子“回报”给父母不错的“读书成绩”,也让每个学生从小树立了极为功利的读书观——在老师和学校的共同作用下,学生们只读与中高考关系紧密的教材、教辅读物,而不涉及任何“闲书”。这种功利的读书观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很多学生认为,“读到高中毕业就结束了”,进入大学就不再努力学习。就算在大学中认真读书的学生,也大多继续围绕功利的价值,比如,为出国、考研做准备,或者考证以便更好地找工作。其二,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当读书的功利价值无法实现时,读书无用就会有很大的市场。近年来,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其逻辑是,农村孩子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既然找不到好工作,就不要上一般的大学,不上大学,也就不需要再上高中,进而初中也不要上了。这就是农村地区初中学校出现初二辍学潮的主要原因。“升学有用,读书无用”,这样的读书观很难让学生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反而对读书充满厌倦。要让国民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应该从小把阅读的自主权交给他们,让他们有时间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反复阅读只能用于功利升学目的的图书,这只会让书变得面目可憎,让快乐的学习远离每个学生。这种情形下,读书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进而让人失去持续进步的力量。 2012年8月24日,《晶报》《熊丙奇专栏:总结教改成就岂能想当然》:没有科学理念的支撑,就无法开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就无法实现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8月23日,教育部网站转发中国教育报的文章,称《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两年来,中国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优先发展得到新保证,改革创新进入新阶段,促进公平迈出新步伐,提高质量开启新征程。作为一篇总结《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两周年成就的文章,书写两年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篇文章中却始终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数据,而是不断地唱赞歌,这与其倡导的“科学理念”是不相符的。要落实科学发展教育的理念,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教育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效,这就必须提供客观、真实的数据,才能让教育发展有科学依据。如下的文字,出自这篇总结文章——“人们欣喜地看到,在不少地方,学生寒暑假、双休日不再补课,有了更多的时间发展兴趣、特长”,“很多地方打破‘一张考卷定终身’,探索多元考试评价制度”,“‘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许多地方不再为择校奔波的学生及家长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要致富,学技术’、‘读完初中上职中,打工致富一路通’,成为很多人真实的心声”……这与老百姓的现实感受是多么不同啊——在我们身边,看到的是绝大多数学生暑假忙着上各种班,名为特长班、兴趣班,实际上却是在补学科知识;对于一年一度的高考,整个社会的焦虑依旧,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还是“一考定终身”;至于“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那是很多学生的梦想,可现实是有不少学生上学得用1个多小时步行,就在教育部自己发布的有关撤点并校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到,布局学校要做到单程步行不超过40分钟;中职的规模确实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上中职,还是低于上普通高中的选择,“读完初中上职中,打工致富一路通”只是中职招生宣传的标语,并不是学生的真实心声,在我国农村,针对初中生的标语还有:“读完初中,再去打工”,“不上初中,愧对祖宗”。我特别希望教育机构能提供具体的数据,来告诉老百姓,他们“感受”到的教育并不真实。“在不少地方”学生不再补课,具体指那些地方?有明确的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寒暑假都由自己支配时间,发展个性和兴趣吗?“很多地方”打破一考定终身,具体包括哪些地方?他们用什么方式打破了一考定终身,真正探索了多元评价制度?“许多地方”不再为择校奔波,能列出几个来吗?……如果有量化的数据,确能说明有这些地方具体是在哪里,我相信,大家是会改变对教育的看法的。教育是科学,因此,发展教育必须有科学精神,教育的决策更不能想当然。鉴于前述报道《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两周年成就的文章,极有可能成为某些部门评价教改成效的依据,这就会误导对教改的评价,也会影响下一步教改的推进。既然已经是许多地方都已经做到了减负,消除了择校,实现了多元评价,那教改的总体任务岂非已经完成了吗? 2013年1月4日,《晶报》《熊丙奇专栏:三大联考为何不可错开?》:1月12日,“华约”、“北约”和“卓越联盟”三大自主招生联盟不约而同更改了招生安排中的笔试时间,由之前确定的3月2日改成了3月16日,这意味着自主招生笔试又推迟了两个星期。这三大联考为何更改时间,相关学校没有做任何交代,只是微博上有网友猜测是因为原定时间离全国两会过于接近。在笔者看来,这一时间调整,表明以前高校称时间太紧张,不得已放在同一天考试不过是托辞,联考时间可以整体延后两周,为何三大联考不可错开,分布在不同的三周时间考试,给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呢?我国的自主招生改革,一定程度扩大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按照目前的程序设计,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最终还必须参加集中录取,因此,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使自主招生发生变异:一方面,自主招生并没有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还是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为主要依据选拔学生;另一方面,自主招生成为学校“抢生源”的手段,要求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承诺报考本校;再就是,自主招生只关注招生,不重视培养,在招生中玩各种手段,而招来学生后并没有改革教育教学。这都是由于学生没有选择权所致。事实上,从自主招生联考诞生之日起,相关高校组成“集团”圈地抢生源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严重背离联考改革的精神,本来,联考是针对高校各自为政举行自主招生测试,导致学生考试负担增加而推出的。联考作为社会化考试,应该由学校自主认可、学生自主选择,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参加联考,再以联考成绩去申请高校,可是,我国的三大联考,却是和学校“绑定”的,而且,联考把考试时间放在一起,学生不得不“二选一”或者“三选一”。众所周知,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可以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根据学校的办学质量、声誉、录取的专业、给予的奖学金进行选择,与之相比,我国大学连考试的机会也不给学生,还美其名曰让学生“理性选择”。学校的竞争意识相差何其之大。自主招生制度的深入改革,需要打破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的嫁接。如果一名考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大学,可以获得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高校就不可能再在录取优惠政策、录取手段上做文章,而转变为用教育质量、教育服务吸引学生,随之而来,学校的评价标准必须进行调整,联考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化考试,学校不会再想着怎样限制学生的选择,而是努力提高办学质量争取让学生选择自己,这样的自主招生才有意义,既推进多元评价体系的建立,也促使高等教育在自由、平等竞争中转变办学理念。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深圳《晶报》当做表演舞台技术精湛。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却能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身份“进驻”深圳《晶报》,开设“熊丙奇专栏”,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企业员工,能坚持跟踪新闻,捕捉敏感信息,从中发现“商机”,这需要勤奋。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读博士学的是管理学。他潜心琢磨新闻评论写作规律。像摆弄建筑用红砖一样,写出每篇2000字左右的“豆腐块”文章,给媒体“填空”,恰到好处。 如果熊丙奇长的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脑袋,他或许有很好的前途。不过,把“找毛病”作为最高准则的“啄木鸟”思维,给他带来的只能不得休闲的“飞翔”。一个烂笔头子,把一个有为青年彻底“毁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以上内容约30000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着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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